天津游记（1）—鼓楼、望海楼
九月初至，金风送爽。又到了旅游的最佳季节。此次旅游的内容，仍是围绕京杭大运河的沿线城市，以临清以北的城市为主。首站天津。
天津是北京的近邻，又是京城东面的门户，旧称天津卫。以前来过几次，2000年的时候，我在塘沽做项目，业主波音公司，前后持续一年。但都是因为工作来天津，从未旅游过。这次来天津，完全是以文旅游的方式深度游天津，因此需要多做攻略。
首先选择酒店，因为是文旅游，住在老城厢最好。如何判断老城厢，打开手机地图，细看天津市中心，发现有一地名—鼓楼，毫无疑问，这个地点就是老城厢的中心。中国古代，没有钟表，为了给城市中的居民提供报时服务，通常建有钟楼和鼓楼，所谓晨钟暮鼓。如今，很多城池都被拆掉，但往往留下几座古建筑，如钟楼、鼓楼、城隍庙等，表明这里曾经有一座完整的城池。
有了这个参照物，上飞猪APP预订酒店，搜索关键词就填鼓楼，不一会，列出一串酒店名，感觉万悦酒店公寓（大悦城店）价廉物美，于是订了两晚三个白天，觉得重点游览几个地方时间够用。
从北京去天津很方便，车很多。我乘坐C2033次动车，北京南—天津，11:40发车，半小时后，正点到达天津站。站内乘坐地铁2号线，2元钱，三站后到达鼓楼站。从B口出来，直接进入大悦城，从大悦城出来，用手机导航，又打酒店电话，终于在大悦城背后的一座高楼内找到了万悦酒店公寓，原来是一家民宿，租了几层楼办酒店。打开房门，看到与图片上室内布置差不多，又想着价格还算便宜，心里找回了平衡。以后还是住连锁酒店好，至少有个店面，今后不能乱贪便宜，真是好货不便宜。
好在离大悦城不远，里面有很多餐厅，找了一家快餐店，吃完午饭，先去参观城内地标建筑—鼓楼。鼓楼很近，步行五分钟，看到一片筒瓦飞檐的建筑区，知道前方就是老城厢了。果然前方立起一座三门彩绘牌坊，额匾上大书四字：南达江淮。如图：
毫无疑问，这是老城厢南城门的口吻，显然，城门已经没有了，就只能用牌坊代替了。
穿过牌坊，回看其北面，额匾上大书两字：定南。再次证明这里就是当年的南城门楼。
南门内大街都是仿古建筑，大多数都是临街店铺，主打天津特产如大麻花等食品，此外就是卖文玩、书画、玉石等，顾客稀少，人气不旺，主要是游客不多。
沿街向北，一座楼阁式的古建屹立在前方，如图：
毫无疑问，这就是鼓楼了。走上前去细看，额匾上大书：定南。
至此已定了两回了，看来南方总不安定。沿着鼓楼西转，西面的额匾大书：定西。看来西边也不安定。
转到北面，这回额匾上写的是：拱北。皇帝在北边，当然要拱卫，取自《论语》：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如图：
再转到东面，额匾上写的是：镇东。不愧天津卫，似乎三面临敌，主要任务就是拱卫北京。如图：
东口有售票厅，可以入内参观。可惜周一不开放，只好明天或后天来此详细了解鼓楼的历史。我从网上下载了天津鼓楼的旧照，可以对照一下，新旧有何不同。如图：
离开鼓楼，继续北行，前方又是一座彩色牌坊。穿过牌坊，正面端详，额匾上大书：北拱神京。
毫无疑问，此处就是天津老城厢的北城门所在处。城池荡然无存，只留下一个鼓楼以及前后两个牌坊以及周边的仿古建筑。整个城池不大，前后可见，符合当年天津卫的名称，只是一个卫所。城池以外，作为运河沿线，通过海河与海相连的城市，交通发达，车船辐辏，商业繁荣，成为北方第二大城市，那是在城外，海河两岸发展壮大的。已经与老城厢无关了。
老城厢的东面有文庙博物馆，再往东，是天津古文化街，这些地方都是游客必去之地。天津和北京一样，共享单车遍布街口路旁。扫开一辆美团单车，向文庙方向骑行。不过五分钟，来到庙前，不幸周一闭馆休息，只好接着去下一个景点。我决定先不去古文化街，我要先去瞻仰一座著名文物建筑—天津望海楼天主堂。这座教堂在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有名，正所谓久闻大名，今日一见，足慰平生！
望海楼不远，骑上狮子林桥，对面桥头处，一座灰暗的教堂建筑掩映在树荫之中，如图：
走到跟前细看，如图：
大门紧闭，也不知是周一闭馆，还是根本不对外开放，反正里面阒无一人。绕道侧面，同样大门紧闭，静谧无人。如图：
只有教堂的围墙上嵌着一块石牌，上写：历史风貌建筑简介：
“望海楼教堂始建于1869年，系法国天主教会修建，名圣母得胜堂，俗称望海楼教堂。在1870年反洋教斗争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，先后两次被焚毁，又两次重建。该建筑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，正中高耸塔楼，两侧建有角楼。建筑立面处理精巧别致，细部丰富，具有哥特建筑特征。”
介绍轻描淡写，却不知当年是怎样的烈火焚天，惨绝人寰，几乎再次酿成中外战争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。而处理者又是我们的老熟人曾国藩。
1870年，也就是同治九年，皇帝还是慈禧太后的亲儿子同治，这一年，华北大旱，灾情严重，大量的灾民拥进天津，乞讨、打零工度日。一些地痞流氓混迹其间，市面上涌动着一种人心思乱、动荡不安的气氛。这年四月间，天津地区接连发生多起儿童失踪事件，到了六月份，天气炎热，瘟疫流行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儿童发生多人死亡，人们注意到常有棺材从堂中抬出，被运到河东盐坨的坟地埋葬。
六月二十四日，水火会——一种民间组织，宣传扶危济贫的人抓住了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，严刑拷打之下，武供称都是天主教会的人指示他干的，说是用小孩的眼睛、肝脏做药，拐来一个小孩，给他五两银子。问接头人是谁？他供认是天主堂的教民王三。人们顿时被激怒了，一时群情激奋，喊打喊杀。此时，人们还算理智，首先想到的是告官，于是众人押着武兰珍，簇拥着来到了天津县衙门，请青天大老爷做主。知县刘杰接待了他们，并在大堂之上，众人瞩目之下，亲自审问了武兰珍。武兰珍均供认不讳。于是，刘杰带着衙役，押着武兰珍，周围簇拥大批的民众，浩浩荡荡地向天主堂进发，准备当面对质。教堂的教士见地方官亲自上门，不得不接受对质。谁知这武兰珍根本就没来过天主堂，连大门朝南还是朝北，是铁门还是木门都弄不清楚，而且教堂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王三的教民，都是武兰珍吃打不过，一时胡编的。刘杰见此，只好道歉，带着武兰珍回衙门，周围的群众虽说看热闹不嫌事大，这回也只好散了。
但就是这一晚上，谣言四起，关于天主堂收买儿童做药的谣言是越传越广，越传越神，而且官家已经受理了。再往后，民众的态度都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第二天，愤怒的群众开始在天主堂的周围的聚集，人们叫着、骂着，往教堂内扔着石头，眼看局面就要失控。教堂内的谢福音神父见势不妙，立刻从后门逃了出去，找到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那儿去求救兵，丰大业找到了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，要求他派兵镇压，但是丰大业脾气暴躁，出言不逊，还掏出枪来威胁，崇厚吓得躲了起来。
丰大业一看，这个救兵是搬不成了，便带着秘书直奔教堂，正遇上忙着调解、疏散群众的天津知县刘杰。丰大业一看是又急又气，大骂这个刘知县办事不力。刘知县一再解释，丰大业不听，立命将群众解散，随后两人发生争吵，丰大业气急败坏，又掏出枪来威胁，不料枪支走火，击中了旁边的衙役。此时，周边的民众见洋人动了人，立即一拥而上，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当场殴毙。此时，民众的怒火已被点燃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众人涌进天主堂，疯狂打砸、杀人放火，事态迅速扩大，连带着法国总领事馆，以及英国、美国、西班牙、俄国的教堂都被付之一炬，附近路过的洋人也被殃及，都被暴民打死。就这样，三个小时内，10名修女、2名神父、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、5名法、俄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被杀死，法国领事馆、望海楼天主堂、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被焚毁。
事情闹大了，6月24日，英、法、美、德、意五国的军舰在天津海域集结，以法国为首的7国公使向清朝发出了最后的通牒，限定十天内必须处死肇事者，赔偿损失。
大清的实际掌权人慈禧太后吓坏了，她深知洋人的厉害，十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英法联军攻进北京，烧了圆明园，她的老公——咸丰皇帝带着一群嫔妃、大臣逃到承德避暑山庄，又羞又恼、没脸回京，最终死在那里，她可不想让悲剧重演。于是她下令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，处理此事。曾国藩此时正是德高望重、声名最隆的时候，派他去处理此事，也体现出朝廷对此事的重视。再说，天津归属直隶省，他也责无旁贷。
经过实地调查、多方沟通，曾国藩认为，我方理亏，首先用小孩做药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，其次，杀人放火，曲在我方。自古“杀人偿命、欠债还钱”乃天经地义，因此本着严惩失职官员以及‘一命抵一命’的原则，反复谈判，殚精竭虑，终于和各国谈妥：将20名主犯砍头，知县刘杰、知府张光藻等25个主要官员充军流放，赔偿外国人46万两白银。平心而论，杀死洋人19人，不算30名中国教民——反正中国人不值钱，我方赔死20人，烧毁几座教堂、领事馆，赔偿46万两白银，这样的结局，算不上“丧权辱国”。但没想到消息一出，全国上下，群情激愤，全国上下纷纷指责曾国藩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，卖国求荣，朝廷内部也是指责声一片，尤其让他痛心的是，以前的好友，主战派的左宗棠骂的最凶，说他是湖南人最大的耻辱。京城湖南会馆中所悬曾国藩亲笔题字的匾额“悉被击毁”，并将名籍削去，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。当时有副对联如此挖苦他：“杀贼功高，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，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
此时此刻，连曾国藩都开始怀疑自己苦心孤诣达成的协议是否得当，他给朋友写信说：“外惭清议，内疚神明，忍心害理，悔恨之至，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”。良心备受煎熬。一位被誉为“中兴名将”、“旷代功臣”，视为近代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”的一位完人，转瞬之间，仅仅因为办理一次教案，就变成了“谤讥纷纷，举国欲杀”的汉奸、卖国贼。可见当时舆情的疯狂。
其实此事的关键就在于牵涉到了外事，假如杀的19位洋人都是中国人，烧的房子都是中国房，那么处理起来就简单的多。暴民杀人放火，就是典型的造反，都是处以凌迟的大罪，抓到了立即正法，且连带九族。曾国藩岂是怕杀人的主，当年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，就有了‘曾剃头’的外号。他的弟弟九帅曾国荃在安庆包围战、南京包围战的时候，杀人如麻，自己都有些心虚，曾国藩还写信劝他，说杀贼是愈多愈好，以杀止杀，要以菩萨心肠，行霹雳手段！谁知如今，仅仅牵扯到洋人，杀20人竟然惹了那么大的风波，当年成千上万地杀，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地杀，朝中的大臣们不管不问，还纷纷叫好。
慈禧太后为了顺应舆情，将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，又将两江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，由他接办‘天津教案’，同时又委派熟悉洋务的江苏巡抚丁日昌会办，可见朝廷多么重视此案。李鸿章比他老师圆滑，他与洋人打交道，擅长打痞子腔，通过讨价还价，竟然将20名死刑犯减成16个人，甚至最后还用其他的死刑犯偷偷替换了几名死刑犯，赔款依旧。最终法国接受了这一方案。若说李鸿章真的是大清第一外交家吗？其实不然，只因他运气好，此时远在欧洲的法国与普鲁士爆发了普法大战，法国大败，法国人已经顾不上中国的这点小事了。李鸿章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真的是大清第一外交家，只是后来屈辱至死地先后签了‘马关条约’、‘辛丑条约’，付出的代价不知是‘天津教案’几百倍。
一场外交大案终于敉平了，事后会办丁日昌上了一篇奏折，很沉痛地总结道：“:自古局外议论，不谅局中艰苦，一唱一和，亦足以萤上听，扰大计。卒之事势决裂，国家受无穷之累，而局外人不予其祸，反得力持清议之名，臣实痛之！”
这封奏折今天读来，很有现实意义，让那些整天高喊对外强硬、虽远必诛的战狼派人士看看，你们不负责任的高调言论只会给国家带来灾难！
天津教案的发生还有一个主要原因，就是民智不开、愚民太多，尤其缺乏科学常识。这也难怪，150年前的中国，文盲占了95%以上，极少数的读书人，哪怕是其中最优秀的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学的都是‘四书五经’，哪有一点现代科学知识。可以说，那个时候的中国，依然是一片蒙昧大地。民众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，也不懂得近代科学，他们看待洋人，既好奇，又害怕、又排斥，他们最先接触的洋人就是传教士，以及随之而来的‘西医’，传教士既然以上帝的名义传播福音，治病救人是一项最显著、效果最好的善举。此时，西方医学已经有了现代医学的雏形，十九世纪中叶，欧洲传教士掌握的医学知识有：
缓解破伤风的石碳酸法，治疗疟疾的奎宁，解热镇痛的阿司匹林，还有治疗各种皮肤病的碘化钾。
能准确测量血压、尿糖，知道维生素对人体的影响，内分泌紊乱会造成什么疾病。知道肺结核病、伤寒、白喉是微生物引起的，也知道胃酸呈现酸性是因为其中含有盐酸。
更让中国人瞠目结舌的是，他们已经可以在麻醉状态，避免细菌感染的状态下做手术了，孕妇如果难产，可以进行剖宫产！这在古代中国，妇女难产几乎就是死路一条。
对于许多中医大夫束手无策的疾病，传教士们可以做到药到病除，立竿见影。
再看看流传千年的中医，无论是医疗理论，还是药品，跟2000年前的《黄帝内经》基本上没什么两样，顶多是模模糊糊地积累了一些医疗经验。
因此你可以想象，那些过去缺医少药、饱受疾病痛苦的人们，经过传教士的西医治疗、手到病除，就跟传说中的扁鹊、华佗一般，由此所带来的震撼是多么的巨大。传教士们手上及胸前的十字架从此成了医院的标志。
中国人有一个逻辑：“事出反常必有妖。”洋人的西药这么灵验，定是用了什么极为珍贵的药材。按照中国人对中医的理解，所谓珍贵的药材不外乎植物里的人参，动物里的鹿茸、熊胆、豹胎、虎骨、麝香、紫河车（人的胎盘）等。而恰在此时，仁慈堂死了那么多的儿童，中国人一向不理解洋人所设立的育婴堂，他们无法理解基督的博爱精神。中国人也讲爱，但讲的是‘亲亲’之爱，爱自己的父母兄弟，然后再推广出去，认为爱是有差等的。以前墨子也讲过‘兼爱’，和基督提倡的博爱有些相似，因此被儒家骂成：“无君无父”。比如过去的中国人收养孩子，首先都是从堂兄弟中选，不准选外人家的孩子，如果你选了外人家的孩子，族长有权没收你家的财产，然后让堂兄弟家的孩子继承。过去中国人不讲计划生育，更没有什么避孕措施，经济水平低，生活普遍困难，若添了一张嘴，日子更难，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何中国宣扬的‘二十四孝’中有一个‘郭巨埋儿’的故事。在古代中国弃婴、溺婴的想象比比皆是，都是草草埋葬，甚至直接抛弃。外国的传教士看不下去，认为都是上帝的子民，常常捡回来抚养，婴儿多了，就设置育婴堂，专门接受弃婴。并抚育孩子成长，接着又设立教会学校教育这些孩子。早年，正经人家是不会送子弟去教会学校的，因为要读圣贤书，走科举道理，怎么可能读‘鬼子书’呢？
传教士办育婴堂、教会学校让当年的中国人很不理解，他们这是图的什么？“事出反常必有妖。”于是当‘拿孩子做药’的谣言广为流传的时候，教堂收养孩子的事实又确认无疑，于是证据链闭合了，民众的怒火被点燃了。
天津教案只是一次盲目排外的预演，因为慈禧太后此时还算明白，不能惹怒洋人，力主镇压，才算没有引起更大的事件。等到三十年后，形式发生变化，慈禧太后认为洋人支持光绪皇帝，让她交权，引起慈禧太后的强烈仇恨，于是转而支持‘扶清灭洋’的义和团。这回，天津、北京的义和团们可以奉旨造反了，他们可以公开杀人放火而不会受到官方的追究，于是杀教士、杀教民，放火焚烧教堂、洋房，京津地区，四处蔓延。只是这回官方不管了，洋人可就打进来了，先是攻占大沽炮台、接着攻占天津、然后又是北京，杀人放火、烧杀抢掠，京津两地的百姓可是遭了殃，这就是历史上1900年的庚子事变。
慈禧太后向西方十一国宣战，没想到南方督抚公然违抗圣旨，说是‘乱诏’，拒不服从命令，反而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、两广总督李鸿章为首，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‘东南互保’条约，保障了东南半个中国的和平稳定，义和团运动在南方悄无声息，这和江南民众的民气、民风也有很大的关系。
义和团的反帝运动最终带来的是京津、东北地区遭受侵略者的蹂躏、破坏，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。慈禧太后又一次仓皇逃命，这回不是‘北狩’去承德，大概觉得不吉利。这回是‘西狩’，逃跑的路线是怀来、宣化、大同、太原、西安。多亏了南方督抚们的明智，保住了东南大半个中国的安全稳定，大清江山也因此稳定，于是，李鸿章再次出马，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大清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‘辛丑条约’——这回没人骂李鸿章了，真是不作不死。一年后，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回銮北京，又登上了太上皇的宝座，继续统治中国八年。
解放后，义和团运动被反转，成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。而与之相对的‘东南互保’协议成了卖国条约，这种历史观点殊不可解，难道东南人民都应该为慈禧太后的愚蠢买单，为大清王朝殉葬才是？
天津望海楼天主堂在天津教案、义和团运动中先后被焚毁两次，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。第三次再建，虽然没毁，估计文革期间，也被停止使用。时光飞逝，百年过去了，望海楼依旧屹立在海河之滨，成为一座不可移动的珍贵文物，供游人凭吊参观，来此参观的人应该了解那段历史，知道中外文化交流，中国走向世界，道路之曲折艰难，代价之大，非现代人所能想象。